任何政治问题的根源都是经济问题，同样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，十有八九也是政治问题。
无巧不成书，西面的甘镇和东面的韩城出现的问题出奇一致，都是因为经济问题。
其实在正常汇报公文之后，甘肃巡抚张应辰另外给张顺附了一封私信。
私信的内容正如和张顺、洪承畴、吕维祺、钱守廉一干人猜测那般，这几处土司造反，还真是与茶马互市有关。
原来大明开国之初，北方残破，百业凋敝，是以茶贵马贱。
“凡上马每匹给茶四十斤，中马三十斤，下马二十斤。”
等到洪武二十二年，一向“抠门”的朱元璋都不得不下令：“诏茶马司仍旧，准其定价。”
“上马一匹与茶一百二十斤，中马七十斤，驹马五十斤。”
随后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马价愈高，茶价愈贱。
究其根本原因，是牧民生存环境恶劣，无论是人口还是牲畜都孳生缓慢，比不上内地的发展速度。
随着四川、湖广等地稳定下来，大量茶叶被生产了出来，而番地牧民消费市场并没有显著扩大，马匹的畜养也没有大量增多，所以导致茶贱马贵，朝廷“官法”得不偿失。
官收官运官售的“官法”败坏以后，刚巧名臣杨一清任三边总督，又尝试采取“招商中茶”法。
其法即为招商运茶，每一千斤茶，运至茶马司，给银五十两。
其中茶钱二十五两，加工和运费二十五两，商人有利可图，而朝廷亦有利可图。
要是外行人听起来这话，定然莫名其妙。
商人有利可图还能说朝廷定价合理，那么朝廷作为出银子一方，又如何有利可图呢？
原来这时候一匹上马价格大概在十两银子左右，若是以茶换马，大致在六十七斤左右。
若是以银计价，实际上六十七斤茶叶才合三两三钱五分，不过是银子购价的三分之一左右。
其根本原因就是大明对茶叶的垄断，造成了茶价的虚高，这也是后期茶叶走私贸易猖獗的根本原因之一。
而这种走私贸易，都是以大宗商品以物易物为主，若是没有人内外勾结，断然不成。
这些内外勾结之人，在西宁为东祁、东李两家土司，在庄浪则为鲁氏土司。
他们一边背靠大明朝廷，一边挖大明朝廷的根基，从中攫取了大量的利益。同时，他们也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过高的估计。
等到陕西三边四镇被义军锤爆以后，他们才赫然发现，原来离了大明他们什么都不是。
茶马司停了，没有人缉查私茶，聊胜于无的茶马互市也没了，一切看起来非常美好。
然而茶商和番人的交易，自然也不需要掮客从中再扒一层，结果什么东祁、东李和鲁氏等“名门望族”都“失业”了。
别看他们手底下有几千户土民、番民，义军也并没有对他们下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