河间大作虽然离开了第15军，可他是陆军部南亚司司长，对于南亚一带的情况可以说尽在掌握之中。
以前河间大作跟高九暗中来往，这当然是有一定风险的，他不仅没有被别人抓住把柄，反而能够晋升到陆军部，自然是有自己的门道。
山下奉文吃了败仗，河间大作就提防着他，可能会找替罪羊，也猜到了他往自己身上推的可能性比较大，因为两个人从身份地位来说是一个等量级的，并且又都是出身于第15军，他有当替罪羊的资格。
河间大作出身于特高课，若论起搞阴谋诡计，山下奉文还真不是对手。
河间大作在大本营有自己的关系，山下奉文的检举材料，他很快就了解到了相关的内容。
他并没有急着辩解和反驳，经过认真思考之后，他给高九发来了电报，说明了事情的经过。
高九看完电报之后，经过仔细地考虑，把自己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意见发给了河间大作。
河间大作认为高九的意见可行，在一些细节上又做了补充。随后，两人就按照商量好的意见分别展开了行动。
在东京日军大本营，山下奉文的朋友提交了山下奉文的报告。
报告中指出河间大作在担任第15军司令官期间，消极避战，跟高九暗通款曲，拉拢腐蚀第十五军各级将领，以至于第15军风气败坏，在山下奉文指挥作战的过程中，处处掣肘，这才导致了山下奉文发动的对金三角作战的失利。
山下奉文并没有抓住河间大作以及第15军将领们跟高九之间，秘密的往来直接的证据，只是指出一系列的现象，来进行推断。
不过，山下奉文到底还是掌握了一点证据，那就是河间大作的女儿曾经得到过高九的帮助，治好了她的病。
陆军部接收了山下奉文对河间大作的指责，特地召开了一次质询会议，让河间大作作出解释。
参加会议的有陆军部部长、陆军部次长以及各个司司长，还有大本营军法部门的负责人。
主持会议的是陆军部一个次长，是山下奉文的支持者，他的语气十分严厉，会场上的气氛也十分严肃。
河间大作丝毫没有紧张，说道：“关于指责我在担任第15军司令官期间，消极避战，导致第15军将领风气败坏，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事情，我不做辩解，大本营可以派出调查组前往南亚进行实地调查，事实胜于雄辩，清者自清。
如果查到山下奉文的指责属实，我愿意接受军法最严厉的制裁。
至于说，我的女儿曾经因为治病得到过高九的帮助，这一点我从来没有隐瞒过。
众所周知，我跟高九多次进行过谈判，彼此之间可以说很熟悉，我女儿的病情当时无药可医，只有高九能够帮助治疗，只是把他当做一名医生来向他求助，仅此而已。
如果说得到过高九的帮助，就指责我叛国，那么请问，那种叫做潘基西林的药物，也是高九发明的，在他们的国内叫做抗日药，可是，有成千上万的黄军官兵都用过，是不是他们都是叛国者呢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