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5年的中国，春风依然拂动。
以设计师重要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，改革开放和“四化”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。“八五”计划主要任务超额完成，国民生产总值达57600亿元，年均增长12%。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，提前五年实现。
这些枯燥数据的背后，是中国人民生活日益变好最有力的说明。然而，不得不承认，这确实又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年代。
在城市，私营企业蓬勃发展，个体工商户快速攀升，无数后世商界巨擘下海，抢滩登陆尝试吃螃蟹，炒股、炒地皮、炒房产，建经济开发区，方兴未艾，但老一辈工人们却迎来下岗潮，铁饭碗被彻底砸烂，摸着石头过河的国企改革，始终面临着国资流失的问题。
在农村，80年代，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，小农经济迎来了复苏，但是进入90年代之后，在三提五统下，农民的负担摊牌却日益加重，种田越来越不合算，农民的生活日渐艰难，三农问题开始冒出矛头，与城市下岗潮一样，成为了上个世纪末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。
然而，在二十一世纪初，我国加入WTO后，开始踏上了成为世界工厂的宏伟征程，成千上万的人奔向沿海各地打工，第三产业发展迅猛，城镇化进程迅速推进。在这样一个背景下，三农问题不得不让位。
因为农村中大部分青壮年流入城市，农村逐步枯萎，农村问题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。一直到当外需受阻，大洋彼岸的灯塔国不跟我们玩了，不让我们喝汤了，我们这时候意识到要提振内需，要振兴农村大力发展内循环，然而农村空心化已经相当严峻。
农村青壮劳力纷纷奔向城市奔向外地打工做生意，导致青壮年迅速转移，农村已经成了993861部队，即99重阳的老人，38妇女的女性，61儿童的小孩。按《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》系列报告所述，纯务农者中有67.91%的人曾是雇员或是工薪收入者，也就是打过工，最后才回归到农村务农，大部分曾经在外打工数年，由于年龄等原因无法继续打工才回乡务农。
有人认为，传统的乡土中国因此而土崩瓦解；也有人认为，这是一次历史机遇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纪元将从此开启。其实无论是哪种答案，中国农村都不再是原来的模样，它已经走到了一个决定未来命运的十字路口。
然而，在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，是不会有多少人察觉到这一点的，除了张云起，也不会有多少人去想，改革开放推动社会经济大跨步发展，而农民群体却被历史的巨浪快速淹没。
当然，张云起拥有的这些先见之明，于国于家也不见得有多大的作用。很多时候，这些隐藏的结构性问题他确实想多说一点，但他只是芸芸众生当中的普通一员，这样宏大的叙事又应该向谁去说呢？说了又有谁会信会有用呢？
现实往往比他说什么更有力量。
其实他能做的，能想的，是云溪村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，是他的老家如何在此刻规避这些未来的三农问题。至于这个世界，那些在超速发展隐藏的弊病，就像是时代蓄意刺写的隐喻长卷，总有图穷匕见的一天。